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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一些古建筑中的石獅子，造型夸張，刻工精細，雄偉莊嚴，神態逼真，“虎”視耽耽，栩栩如生，實為今人嘆為觀止。
現今看到的石獅子，有走獅和臥獅兩類。“走”則似雄風穿谷，“臥”則有騰躍之勢。和真獅比起來，更顯得美態可掬。“九斤獅子十斤頭”，石獅子的頭部是相當大的。腦門寬闊隆起，天庭飽滿，下頜裂開，地閣方圓。眼窩深，眼球鼓，鼻根深陷，張嘴似欲吞欲笑，多呈憨態。毛發呈卷曲紐狀，自然地附著頸項部，更顯得威而不怒，猛而不殘。石獅有雌雄兩種：雄獅口含圓珠，耳呈葉狀，兩邊超過卷毛高度，毛發卷曲很有規律，布滿了耳、頸部。有時腳蹬繡球，表示其性貪玩耍。而雌獅身上多背小石獅子，或足下踩小石獅，表示一種“母愛”，很有情趣，一般情況下，門左置雄獅，門右置雌獅。
石獅子的形象，隨著歷史的演進而變化。漢代瘦長頸健，魏晉時體態趨向短小，隋唐以后，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石獅子的體形也雕刻得雍榮華貴，“富態”起來。南宋時期，它也變得嫵媚有余而威武不足了，明代隨著向海外的開發，石獅雕刻工整，形象威武，咄咄逼人，清代沿襲了明代雕刻之風。
石獅子的形象，大抵和民間雜技中獅子有關。晉人王嘉撰《拾遺記·周》中記載了舞獅子的雜技：“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易形改服，大則興云起霧，小則入手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為裳。能吐云噴火，鼓腹則如雷之聲，或化為犀象、師（同獅）子、龍、蛇、犬、馬之狀……備為百戲之樂。”這一段關于周朝七年雜技藝術的描繪，確切說明當時已盛行舞獅子一類了。到了北魏時期，民間風俗還稱獅子為“避邪”。以此推測，門宅前設置石獅子，很可能有兩個用意：一是為了鎮宅祛邪，護法守衛；二是為了美化環境，成了建筑設計的一個組成部分。
石獅子在封建社會多在宮廷、官邸、富豪之家以及民間廟宇、橋梁建筑中設置，細推究起來，它又和佛教有關。獅子多產于非洲和印度。《傳燈錄》里說：“釋伽（牟尼）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在《洛陽伽藍記》中，有一節拒絕長秋寺浴佛節的情形，說的是公元500至515年間，釋伽牟尼生日時騎著白象，有避邪獅子在前面開路。這種活動叫“走會”。獅子的形象裝扮得特別威嚴。佛教中把獅子作為護法神看待。這在《佛說太子瑞應經》里說的更明白：“佛初出時，有五百獅子從雪山來。侍到門前，故獅子乃為護法者。”又因為漢代時，民間認為獅子象征吉祥，神話傳說又認為獅子是避邪神獸。所以在漢代墓門石闕外出現了雕刻類似獅子形象的一種獸，稱為“石避邪”。自此，民間門前、墓地也設置石獅子了。
從晉南地區現存的古代建筑來看，不管是解州關帝廟，蒲縣的東岳廟，臨汾的堯廟還是明代的高河橋（臨汾城北），以及明清兩代的襄汾縣丁村民宅等等，石刻獅子皆成了這些古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裝飾物。
高河橋的欄桿柱頭的石獅子，有仰有臥，有嘻戲，有撕斗，塑造得生動活潑，富有個性，構成了群獅的立體圖卷。把整個石橋裝飾得十分壯觀，使行人流連忘返。
襄汾丁村的石獅子，更巧奪天工，精細純樸，體態優美可親，其數量之多，不可勝數。不但在房門前設置石獅子，就是在民宅的柱基石上，古代民間雕刻巧匠們也要在上邊大作文章。他們在精心設計的石鼓上雕刻著體態各異、變化多端的小石獅子，這些獅子有的滾繡球，有的親昵地撕滾在一起，有的互相追逐，這些可愛的小石獅子和民間傳統圖案有機組成一組組小群雕，在構圖上起伏有序，達到了既有變化又有統一的藝術效果，獅子的形象都富于人格化，每個天真活潑的石獅子都成了房主的“護法者”。
丁村建筑群中的拴馬樁，在研究石雕中也是不可忽視的，拴馬樁雕的獅子塑造得粗獷、簡練、概括，遠看是個石樁，走近才能看出是獅子，從這里可以體會到古代石雕巧匠們是如何將裝飾和實用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
這些石雕和房檐上的精美木雕，在整個建筑中，異曲同工，渾為一體，使木雕、石雕統一在建筑設計的總構思中。
從雕刻的手法上來看，把浮雕、透雕、平面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得心應手，完美無缺。同時，大量地應用疏密不同的曲線條，表現了質感和動感，增強了藝術的感染力。這些技藝精湛的石雕瑰寶，為中華民族古代雕刻藝術精品譜出的交響詩中，增添了音調鏗鏘的新篇章。
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今天，美化城市、美化鄉村的任務已提到日程上來，對古代石刻藝術應給予應有的重視和研究，當然要把古代的石刻藝術品原封不動地搬到現代化的建筑上作裝飾，顯然是不符合新的審美要求的，但是，要想創造新型的符合我國民族的審美情趣的石雕藝術，并使其為美化現代生活服務，我們的藝術家們是會從研究古代的石刻藝術中得到營養和啟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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